2014年第12期 风险积聚：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踉踉跄跄、步履蹒跚，尽管多个国家卯足劲，采取了各种办法，但经济运行依然脆弱不稳。同时，乌克兰事件、伊拉克局势、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升级，对全球经济构成新的冲击。
从区域来看，美国虚拟经济“一头沉”局面难以持续，以股市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持续走高与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形成强烈反差。美国经济不仅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运行轨道，而且很可能经过这几年的重大政策调整之后，产生了更多的政策性扭曲。目前，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银行机构手中攥有大量的现金，但却不对外放贷，回流到股市里的钱依然没有进入美国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一头沉”的局面并不能持续。
欧元区经济形势基本平稳。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经过几年较量和调整，目前已趋于稳定。欧元区国家清楚的认识到欧元不能解体，保持欧元币值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缩减债务，更有利于加速南欧东欧这些边缘国家的经济调整。近几年，在德国的带领下，欧元区内部失业率明显下降，内部贸易量明显提升，欧元区一体化程度明显加深。
日本虽然通缩得到缓解，但经济仍处停滞状态。安倍经济学在刺激经济短期复苏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维护经济稳定运行上，则日渐表现出破坏效果，暴露了安倍经济学长期战略缺陷。当前，日本财政金融政策相互掣肘，结构改革难以推进。人口、社会、财政以及能源结构弊病相互纠缠，演变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矛盾，阻碍日本经济发展。
非洲地区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出现类似2008年这样重大的危机冲击，非洲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区域。拉美地区形势堪忧，结构问题，投资匮乏与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一季度上升了0.1个百分点，投资较一季度下降了0.3个百分点，消费上升了0.1个百分点，出口回升了4.3个百分点。三驾马车增速较一季度明显趋稳，但与历史同期相比，增长仍然呈现疲弱态势。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趋稳，仍是靠回到次债危机爆发前的发展轨道，即还是必须先有外需的扩张，才有国内生产的增长空间。因此说，没有大调整就没有稳定复苏的基础，二季度的经济反弹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跟三个模糊认识有关：一是认为经济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长期内在增长率回归”。这种认识忽视了生产过剩与经济下行的关系。没有看到生产过剩迫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而过剩持续严重，终将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需要警惕，如果明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度来袭，或许中国某个季度的增长率会突然跌倒4%以下。二是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所以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更多集中在地产和金融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凡是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在爆发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出现了实体产业的生产过剩矛盾，因此都是实体产业的资本没有出路，才大规模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才催生出资产泡沫。因此，要想化解资产泡沫危机，不从化解实体经济危机入手，就是“扬汤止沸”，越化解越严重。三是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直到1993年，资本形成率才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在这长达14年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这说明，消费同样能拉动经济。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必须尽快展开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
此外，从历史经验来看，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必须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我们的大量过剩产能只能输向非洲、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地区乃至欠发达地区，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此前主要锚定欧美发达地区的出口结构。尤其是当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之后，钢铁、石化、建材、机械等重化产品产能过剩成为突出问题，产能过剩产品发生改变就要求出口目标转向那些快速成长，对相关产品需求大的国家。
在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走出去，我们就不可能占领先机，就不可能占领国外市场。因此，尽管前途困难重重，我们也必须走出去。当然，在走出去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关制度落实作为保证，尤其是对非洲、拉美地区，由于当地政府信用极差，如果没有制度予以保证，中国的投入很容易打水漂。
积极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并不意味我们可以忽视金融风险，当下海外舆论广泛认为，中国因素正成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而资产负债表危机是重要原因之一。
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遭遇了“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经济放缓、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债务风险相互纠结，日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当国内金融风险显露、企业支付链条断裂频发，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提升利率、吸引资金回流，国际资本开始做空中国之际，中国的债务危机或将真正到来。因此必须警惕资产负债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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