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8期 借“亚洲美元市场”之船出海——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种思路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国际地位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但至今为止，央行推出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只是增加了香港周边的人民币投机，与贸易对象国的计价货币选择并无实质上的关系；央行与各国之间不断增加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则是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条件下的避险措施，并非表明人民币已经具备国际结算和储备的功能；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理由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做法，则缺乏理论和经验上的依据，已经并正在增加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

    根据“特里芬悖论”，以一国货币（例如美元）而非黄金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和支付货币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则国际市场就会发生美元短缺现象，难以满足国际储备和支付的需要；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逆差，则国际市场就会发生美元过剩现象，从而影响美元的信誉和美国经济的稳定。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也就意味着各国像储备美元一样储备人民币，并在国际市场上用人民币计价。届时，人民币也将面临“特里芬悖论”。况且，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减少我们手中巨额美元资产的损失而强推的，时间上较为勉强；而且在不改变当前中国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双顺差的局面下，人民币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和支付货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无法实现国际化，我们可以借鉴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和日元国际化的教训来开拓新的国际化道路。从历史来看，欧元能够发展起来并实现国际化主要是建立在其成熟的欧洲美元市场。当年因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元开始流向西欧的政府机构和商业银行。这是美元在二战后美国“双顺差”情况下走向世界的关键，也为欧洲美元市场的产生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欧洲对美元的需求并非来自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而是来自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了欧洲美元市场成立的条件之一——资金需求。而伦敦得益于历史上的金融中心地位，各种交易规则比较完备，交易手段也比较灵活，自然而然地成了欧洲美元的交易中心，使得欧洲美元市场能够顺利进行。自由的经营方式、交易的简洁快捷以及市场化的利率结构三大特点，也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快速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欧洲美元市场流通的美元已经超过美元流通数量的四分之一。但欧洲美元市场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陆续推出了欧洲马克市场、欧洲法郎市场、欧洲日元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货币市场，并为欧元的发行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

    从供、需两个方面的条件看，亚洲美元市场都不比欧洲差，但亚洲美元市场一直未能壮大起来。八十年代以后，东京、新加坡、香港，先后开放了多币种的外汇交易，但它们之间的竞争远远超过合作，至今也未能形成一个交易中心。经济崛起后“唯我独尊”、“蔑视一切规则”的暴发户心理，使得亚洲缺乏规范、自由、宽容的交易场所，限制了市场在交易手段、交易方式上的创新。而这一切与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亚洲各国“彼可取而代之”的冲动，来自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民族心理；与欧洲历史上小国林立、纷争不断而养成的“契约式合作”习惯完全不同。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就急于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强行推动本币的国际化；而不愿意认真考虑国际上合作对象的想法。因此日元的国际化首先难以在亚洲市场立足，再加上美国暗中抵制，日元最终未能真正实现国际化。

    现实的问题是，无论是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还是周边马歇尔计划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的实施，中国都需要增加对外投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投资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从政治上讲，如果中国还没有打算和美国在所有问题上分道扬镳，就没有必要现在挑战美国的货币霸权。其次，无论在对外投资还是在贸易结算上，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还取决于长期往来形成的习惯和信任，不是短期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因此，当前最为紧要的不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是要加快建设亚洲美元市场。只要将亚洲美元市场做起来，逐步涵盖欧元、日元、人民币，则不仅有了市场化汇率，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也迎刃而解。虽然建立亚洲美元市场也会遭到美国特殊利益群体的抵制，但与一方面将贸易顺差全部买成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大声疾呼人民币国际化的矛盾做法相比，反而更容易被美方接受。

    从实际来看，亚洲美元市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目前交易中心在新加坡，且一直处于欧洲美元市场的附属地位。从为我所用出发，国内境外的香港应当参与亚洲美元市场的竞争。为此，应当敦促特区政府以伦敦为榜样，解冻银行牌照的发放。同时提醒中央政府，在沪港问题上做出明智的金融业务分工。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不会影响上海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可以改变香港回归以来经济上每况愈下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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