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关于“十四五”暨到2035年中长期规划思路的研究

    2018年2月27日至3月3日，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主持的《“十四五”暨到2035年中长期规划》课题的开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课题主报告和子报告提纲进行了集中讨论。

    2月27日下午，主报告负责人王建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就整个课题的研究思路、方向和框架进行了集中研讨。

    整个课题是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之前要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这个新时期总任务而展开的，十九大同时还提出了到2035年的两个宏伟目标：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和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中国将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这两个目标会引起中国经济社会总量与结构怎样的变化？会碰到哪些主要障碍？会如何改变世界格局？我们以问题为导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形成完整的课题的研究框架。

    一、一个起点：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是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研究长期发展战略，起点问题是基础，明确了起点，才能清楚与目标之间有着怎样的差距。

    到2017年末，中国人均GDP已超过9千美元，按一般标准，已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美日欧与“亚洲四小龙”在这一人均收入水平时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但中国的特殊国情是，新中国近70年经济发展中，并没有走其他工业先行国的常规道路，而是始终用户籍的高墙把农民这个中国人口的主体挡在城市化大门之外，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如此，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仍是如此。因此，在近4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加强。从反映二元结构强度的两个基本数据看，农村户籍人口从1982年的“三普”到2010年“六普”这28年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8.25亿人增加到9.35亿人，六普至今的七年中，尽管农村户籍人口可能会减少，但估计到目前不会少于8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78年为2.57倍，去年为2.75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是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

    由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所采取的“先富”政策，今天的中国已经有3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相应拥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而包括农村居民和城市中低收入人口在内的10亿中国人口，人均GDP却仍在3千美元以下，相应只拥有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

    由于3亿先富人口有房有车，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完成时的消费水准，率先跨入了现代化时代，又占有市场份额的主体，所以在美国07危机后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长期下行态势，就不仅是外需萎缩这一个因素，也是3亿先富人口在完成工业化后所展现出的发展阶段特征。即原有的消费产品过剩，以及要求发展服务业和消费结构升级。

    3亿富人，其人口规模已经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或西欧，经济规模则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或西欧。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与发展战略中所提出的主要目标，比如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等，显然都与由中国先富阶层所引发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紧密相关。而在国际科技领域激烈竞争的今天，中国先富阶层所提供的巨额高层次消费需求，更是给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广阔发展市场，成为培育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沃土，使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可以和美日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所以，3亿先富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他们的需求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彰显着中国今天的国力。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中国仍然有10亿中低收入人口，所以尽管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8亿吨，占了世界的一半，但是去年的人均钢产量还只有597公斤，离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人均1吨的钢产量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早就是世界第一，但人均电力装机还只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是美日的1/3。从汽车这个最重要的消费质量水平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时的百人汽车拥有量都在30台以上，而我国去年还只有15台。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都远远没有走完。

    因此，二元结构就产生了对发展阶段的双重判断及双重战略取向：如果按3亿先富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战略就应该遵循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规律，即容忍和适应增速下降，把产业重点转向发展高端消费品工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上面；如果按10亿中低收入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看，则应继续扩充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且能源与材料等基础工业不仅没有过剩，反而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那么，我们应当怎样选择未来20年的长期发展战略呢？

    应该指出，宏观调控是对着短期总量的，而总量的主体是由3亿高收入人口构成，由此引申出的长期发展目标也被短期总量格局所牵引，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发展阶段的本质，是由占人口主体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中国直到目前仍有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处在中低收入水平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所以朝向2035年的起点，不是处在工业化已经接近完成，即将要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阶段，而是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

    由于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10亿人口走向富裕生活的过程，就决定了中国未来20年仍有保持高速增长的广阔空间。同时，由于中国已经有3亿富裕人口，就将使得中国既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较高速度，又可以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这种总量扩张与质量提升的过程并行不悖，是中国特殊的二元结构给中国所提供的特殊发展机会，把握住这个发展机会，再过20年，中国就将是一个拥有14亿高收入人口的现代化国家。

    二元结构之所以在现阶段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是因为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分割，抑制了农村人口向市民的转变。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中国的二元结构制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却人为地抑制了城市化进程，就使得工业品只能在城市产生供给，却无法产生需求，这种由制度所造成的供求不对称，是一种强制储蓄机制，表现为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却不能像市民那样在城市消费。所以有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储蓄率比市民要高得多。这种由制度所构造的高储蓄机制，在新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是中国的优势，使中国的净出口比重一度接近9%，但是在美国07危机爆发后外需严重萎缩，这种由于城市居民太少所形成的内需不足，就明显暴露出来。

    07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崩溃，开始出现了“再工业化”的势头，也将迫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因此，当我们开始转向内需型增长时，打破二元结构就成为中国继续实现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源泉。反过来说，不打破二元结构就不可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很多人都认为，“基数大、速度低”是经济规律，其实这是误区。因为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证明，降速趋势是工业化完成阶段的标志，而高速度正是由低收入人口向高收入阶段起飞所创造的。经济的总体是个体的集合，当个体普遍处在中低收入水平时，工业化不可能结束，高速度时代也不可能过去。所以，“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人均收入高、速度低”才是规律。

    现代化有公认的标准，就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按照这样的水平衡量，中国从目前的起点到目标至少在五个方面存在重大差距：1、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2、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3、城市化率超过75%；4、实现农业现代化；5、开放的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不能把3亿人的现代化当成中国的现代化，带着8亿农民进入人均2万美元，中国也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由于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而激化社会矛盾。建设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也是从“先富”向共同富裕时代的进军，会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

    二、两个目标：实现现代化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明确了发展战略的起点，就会明白从起点到目标之间的差距，就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战略措施与政策。

    到2035年实现现代化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是未来20年要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现在看，由于要把10亿人口的人均GDP水平从不足4千美元提升到2万美元，要把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转化成市民，同时还要推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不掉队，乃至在几个重要领域内实现“超车”，实现这些目标很不容易，需要满足许多重要的条件才有可能做到。否则，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愿望，只能是个空想。

    实现现代化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内外两项任务，实际上也有轻有重。中国到2035年可能拥有14亿人口，如果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GDP总值就已经在30万亿美元上下，如果到2050年中国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GDP总值就将达到60万亿美元，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比发达国家总数还高出40%，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应比全体发达国家高出40%。

    自工业革命后的两百多年中，英国在十九世纪如日中天时，其经济总量只相当于欧洲大陆国家总体的30%，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国力最强盛时，其经济总量只相当于欧日之和的80%，而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时，经济总量却有可能是美日欧之和的1.4倍，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世界力量格局。因此，只要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不用说什么走向世界的中心，中国自身就必然是世界的中心。

    这里所说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是指大约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追平世界发达国家的时候，而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经济总量达到30万亿美元的时候，只能算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因此是处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而不是已经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有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即在未来20年，甚至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产出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世界经济老大就自然会成为世界政治老大，美国在一战前经济超英，到二战结束时才正式登上世界政治老大的地位，其间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诸多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本土在两次大战中都未经历战火，社会财富得以保存和积累，与世界列强此消彼长，才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全球。所以，在未来20到30年间，中国能否争取到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能否顺利初步实现，乃至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这将涉及到我们下文将重点论述的，中国完成发展目标必须要面对的三个时代背景，亦或是国际大环境。

    三、实现目标面临的“三个时代背景”

    第一，未来15年是新全球化的下半场。新全球化的本质，是冷战后在全球经济融合中，发展中国家拥有实体经济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则转向虚拟经济。由于07危机的爆发，摧毁了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但发展中国家的实体优势并没有消失，反而相对提升，这就使发达国家陷入到虚拟搞不成但实体也回不去的局面，并由此陷入经济的长期低迷。这种世界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有利，但也会产生出新的矛盾冲突。

    从中国来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具有活力和实体竞争优势，未来15年如果通过城市化和现代化拓展出广阔内需，我们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否会眼看中国不断上升，自己不断下沉而无所作为？特别是美国，如果现在的减税政策没有成功，新经济增长没有效果，该如何解决自己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是否能忍受中国的日益强大，会不会在尚有能力的时候给中国沉重的一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

    第二，未来20年将爆发新技术革命，而新技术革命将会颠覆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乃至将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发达国家经济的脱实向虚，以及07危机后的长期低迷，都是传统工业产能扩张到尽头的反映。如果没有新科技催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世界在原有工业化路线上走下去，最终面对的可能只有战争等动荡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而一旦新技术革命爆发，将引导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对于中国，如果我们过去的改革是瞄准发达国家，有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但是，走到今天，中国的前面已经很少有完全照搬的成功样版了。新技术革命在未来20年将以多快的步伐走来，又会带来怎样的需求，会对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甚至是社会制度产生怎样的颠覆性变革？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未来的发展路线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

    第三，到2035年之前，中国将会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由于中国人口比全部发达国家人口还多40%，因此全面完成现代化的中国，经济规模将显著高出所有发达经济体，这将是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世界力量格局。但由于中国资源禀赋不足，中国的现代化将越来越多的使用世界资源，并从“吃增量”时代转向“吃存量”时代 ，这个转折点就在“十四五”时期。新全球化的格局是发达国家不仅把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把国内的市场和资源需求让了出来，如果他们经济继续低迷或进入负增长，可以给中国让出一块资源空间，中国继续“吃存量”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如果他们要进行“再工业化”，矛盾就会显现。而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还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资源。所以，这会加强中国与世界资源供给国的关系，但也将与其他依赖世界资源的国家产生矛盾，由此构成中国主导国际政治关系的动机与特点。

    总之，未来到2035年之前，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步伐很难阻挡，但与其他国家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伤害到别国实质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不会联合起来把他们认为的世界最大的威胁除掉，这种危险是否存在？需要评估。

    所以，未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如何未雨绸缪，如何孤立、打击主要敌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发展赢取和平发展期，至关重要。

    四、“七个方面问题”与“十大关系”

    总体来看，要实现两大目标，需要研究国内国际七个主要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设置子课题的出发点：

    第一、发展阶段、增长动力与主要目标。基于现在的起点，中国到2035年要完成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应该包括五个基本内容：一是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以上；二是人口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即三分之二中国人口的人均收入应在2万美元左右；三是城市化率应在80%（前文75%）以上；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1亿人口，2400万个家庭，5千万农村劳动力，户均耕地50亩；五是人民币国际化。

    但要完成这些任务也面临着一些矛盾：一、二元结构产生的双重战略取向，即3亿人与10亿人关于未来产业发展重心的矛盾；二、旧增长动力正在消失，新的增长障碍正在形成，靠什么完成两大目标；三、现代化经济在许多领域与现有体制相冲突，比如，现代化农业与小农土地所有制相冲突，规模化经济和大都市圈格局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冲突，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与调整分配关系的要求相冲突等，如何改革体制才能释放增长动力？四、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中存在的矛盾，由此也引发出国资和民资的矛盾等。

    第二、未来20年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中心的情景描述。需要解答：一、未来20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性质——新全球化时代结束了吗？美日欧是否会重返世界实体经济舞台的中心？二、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后，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大国？三、如果中国的发展需要吃掉世界资源存量，怎样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与各国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四、中国能否跨过主导亚洲而直接主导世界？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怎样定位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五、在资源高度依赖海外的时代，海权与陆权的轻重问题。

    第三、新技术革命会怎样改变未来？包括的内容：一、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与进步节点；二、新技术革命会怎样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优势与劣势；四、中国新技术革命的特色，能不能寻找一条区别欧美实现工业化传统能源方式的新能源革命、新材料革命的新工业基础革命路线。

    第四、未来2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趋势。包括的内容：一、到2035年基本上完成现代化时，按传统工业化方式计算的产业结构与主要产品产量发展水平；二、未来20年中国的主要产业优势与瓶颈约束；三、新技术革命会淘汰中国以往40年的发展优势吗？四、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产业转型的优势与劣势；五、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第五、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包括的内容：一、在内需主导时代，未来的新增长极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二、在交通与物流技术革命性变革的背景下，生产性物流与生活性物流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大区域经济结构与小区域经济结构会怎样变化？三、在新增6-8亿城市人口，实体产出规模还要倍增的背景下，国土整治的重点应该怎么考虑？

    第六、未来20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包括的内容：一、价值型互联网与金融体制改变；二、中国未来20年怎样处理好虚拟与实体的关系？三、人民币怎样从边缘走向世界中心？

    第七、新经济会怎样改变社会形态？包括的内容：一、区块链、物联网和共享型社会将怎样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怎样影响社会意识乃至国家治理形态？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传统中华文化怎样与新社会意识相结合？中华文明怎样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所写下的《论十大关系》，曾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我们在制定朝向2035年的发展战略中，是否也重点在于处理好以下这十大关系？

    第一、城乡关系

    中国要带领14亿人民共同进入现代化社会，就必须解决10亿低收入人口的“后富”问题，而重中之重是通过城市化解决8亿农民的“后富”问题。所以，未来20年，对内就必须以城市化为纲，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农民转化成市民为突破口，带动10亿低收入人口向高收入人口的转变，并由此形成经济较快增长和转向内需型增长的动力机制。

    第二、中美关系

    过去的近30年中，美国转向虚拟，中国发展实体，以经济的虚实互补为内容，中美关系趋于战略性接近。07危机后美国经济实力被显著削弱，特朗普上台后开始转入重建美国实体经济，但以往长期形成的互补性经济结构不会很快改变，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家的地位也不会很快改变。

    此外，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不同，美国至少在未来15年内主要是恢复与重建国内的实物生产体系，而不是寻求输出商品与资本，所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就不显著，反而是会进行全球性的军事收缩。所以未来15年就有可能继续为中国完成工业化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机会。

    但是，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政治与军事大国，这个地位不会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立即丧失。而且美国重建实体经济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由于处在新全球化下半场，很可能是虚拟回不去，实体又搞得磕磕绊绊，就难免与中国发生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摩擦，甚至联合日欧来共同对付中国。因此，中国要想争取到和平发展环境，就需要和美国搞好关系，甘当世界老二，争取形成中美共享共治的国际政治新格局，而不是急于同美国争夺国际政治地位。

    第三、新经济与旧体系的关系

    新技术革命会带来新技术与新的生产关系，相应就要摧毁旧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我们欢迎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因为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也要注意的两点：第一，中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口，随着收入的提高，对传统的工业品仍有着庞大的需求，而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只是进一步提升了生产的效率，没有根本改变消费的内容，这就给旧的生产能力留下了生存空间；第二，由于“十二五”以来这11年中的投资，占改革开放近40年中累计投资的90%，因此中国的“旧产能”也是相当新的，这与发达国家经历了30年的经济虚拟化，实体产能已大部淘汰殆尽的情况极为不同。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要考虑尽量利用旧产能的背景，这也将有利于缓解新经济对旧体系的冲击压力。

    第四、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目前政府所提出的质量提升目标，更多的是朝向高科技产业，但是若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提升到2万美元，真正的城市人口从目前的5亿增加到12亿，这也是质量的提升，并且对中国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更具有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10亿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从3千到2万美元的提升，对应的正是重加工业时代，而重加工业时代的特点，就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增长。因此，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提升过程，是一个总量显著扩张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质量显著提升的过程。

    第五、赶超与创新的关系

    中国要想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科技必须赶上并超过世界发达经济体，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从目前新技术革命的内容看，并没有在能源和材料技术上取得根本性突破，而只是集中在生产效率的再次提升上面。但是对于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单纯依靠本国资源走世界工业化的老路，是难以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甚至连依靠世界资源都不够。这样的问题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所发动的新技术革命，也没有把解决资源供给矛盾作为首要目标。

    前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都是因为工业化资源矛盾成为战争的策源地，中国要想避免走德日的老路，就得考虑走一条工业化新路，即离开传统能源和材料的工业化路线。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和美日欧这些早就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不一样，会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必以追赶发达国家的新科技为目标。目前，在世界75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有不到12亿人口，而5/6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创造新发展模式，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国14人口完成工业化的问题，也是为世界人口主体走出一条和平实现工业化之路。这是在寻求一个更根本的变化。

    第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的，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主要产生于要素禀赋的缺陷。如果没有二元结构这个特殊国情，中国也不可能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如此之高的净出口比率，而随着城市化高潮的到来，中国的内需不足就会转向。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出口增速，将会越来越被进口资源增速所决定。

    第七、经济利益与外交、军事、安全力量的关系

    由于中国越来越依赖世界资源，中国的国家利益早就远远超出了国土边界，因而就必然要求外交、军事与安全边界随之向外延伸。中国不想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希望通过和平贸易方式获得资源供给保障。但是以前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今天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势力正在向北美一隅收缩，国际秩序出现了空白，中国的国际经济安全就只能由自己来保障，否则一旦有人敢违背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就只能被动吃亏，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教训。因此，中国的利益延伸到哪里，中国的外交、军事与安全力量就必须随之伸延到哪里。中国的核心目标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维护贸易规则。

    第八、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人口、资本和市场都在向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带集中，形成了沿海侧重搞加工，内地侧重搞资源和材料的经济空间格局，并由此拉开了地区发展差距。未来20年，中国将有8亿农民转化成市民，将从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由于沿海人口已经发展成熟，城市化的重心与市场重心就有可能向内地转移，相应缩小地区差距。由于中国将更多依赖国际资源，沿海地区的资源加工比重会相应增加，内地的加工制造业反而会更快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规划与国土整治规划，就有必要根据这些大趋势来重新考虑。

    此外，中国走向亚洲的重点是整合东北亚经济，这给环渤海地区靠开放带动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会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均衡。

    第九、实体与虚拟的关系

    中国还有很长一段实体经济的道路要走，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货币政策着重于发展实体，仍是未来的主线。在实体经济阶段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主体是好的，否则东方国家也不会集体转向，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在进入到虚拟阶段后，其制度创新，特别是金融制度创新是有问题的，否则也不会爆发07危机。所以，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那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成功做法，中国还应继续学习，而那些发展虚拟经济的糟粕，中国不仅坚决不能学，而且已经学了的还得改回去。

    第十、本国利益与世界责任的关系

    中国的国家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中国首先要对14亿国民负责，然后才能对世界人民负责。世界50亿发展中人口的真正利益，是要在新的工业化道路上走向富裕生活，而这条新的工业化道路，只能由中国率先来探索，这也是中国避免与世界各国发生利益对立的根本出路。因此，中国在未来20年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虽然会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还是要把完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任务时刻摆在首位。

    以上是我们第一次有关整个课题研究思路和主报告框架的集中研讨结果的总结，后续还会不断的修正和完善。文中涉及的重点问题也会在后续的调研、座谈中集中讨论和研究，努力描述现实情况、寻找答案和解决方向。

    课题组成员：王 建 张木生 乔 良 王小鲁 靳志瑞 潘向东 冯 猛 巴曙松 郑子龙 华中炜 黄 雄 丁宁宁 喻 东 唐 元 特邀专家：王湘穗 纪明葵 刘军红 执笔人：乔亚妮 审稿人：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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