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转折中的政策取向

报告名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2002年第三期）

栏目名称：海外动向

日期：2002年03月25日

美国经济转折中的政策取向

　　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历史最佳阶段，连续10年的增长周期，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信心的提升，而且重新确认了美国经济全球主导的地位与影响。但是由于经济自然周期与经济结构调整正常规律，美国经济于2001年3月进入衰退。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增长率并未达到经济理论界定的连续两个月负增长，经济氛围与条件没有急剧恶化，与前9次美国经济衰退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判定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内涵与意义已与过去具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政策的作用与影响应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美国经济转变中的主要政策取向背景与影响则体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货币政策
　　美元强势政策在近几年显得比较突出，尤其是在美国经济减速和进入衰退之后，加之“9·11”事件的冲击，美元强势愈加显著。据统计，2001年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分别升值4％和13％，其中兑日元的升值是1979年以来最高。而从1995年—2000年，美元价值上升了25％，仅2001年底—2002年初1个月的时间，美元价值就增加了11％，升至15年来的最高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金融资本的流动愈加迅速与加大，尤其是汇率波动不仅反映资本流动的趋势与方向，同时也对经济信心和实质具有重要影响，信心与心理成为外汇市场最为明显的表露。美国经济自1991年增长率年年超过欧洲，而且超过日本，这不仅增强美国经济前景信心、推进经济周期增长，而且使生产率和公司利润明显提高，进而加大美元资产增长趋势，美元投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8％上升到12％，创下20世纪70年代之后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驾驭仅仅抓住投资心理，以美元强势政策引导投资与消费，以达到稳定与维持美国经济信心的主旨。
　　美国强势货币政策既是美国经济信心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保证。
　　财政政策
　　90年代后半期，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增长趋势，美国经济结构与环境也得以极大改观，而美国财政盈余的稳步增长进一步加大美国经济持续向上的空间与氛围，使得经济实质和影响发生较大的变化与跃进，美国经济全球主导明显上升与加强。但是由于2001年出现前所未有的“9·11”事件，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致使美国财政支出明显加大，加之经济环境与氛围的急剧转变，使美国财政面临沉重的压力。普遍预测，美国经济衰退将伴随财政赤字重新出现。
　　90年代至今，国际金融领域可行与有效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在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匹配，而美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得益于这两者有机结合与协调。相对于亚洲、拉美以及日本等金融危机和金融波动较大的区域和国家，正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不和谐或失调，导致金融危机出现或经济不景气加重。其中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支持与依托是最为重要的，其不仅可以增强货币调整与波动的支撑，同时可以增强货币调整的余地与空间，灵活技巧得以展现与运用。财政政策和经济基本面是货币汇率的重要依托，是汇率走势的长期经济因素。
　　货币汇率的稳定与趋强，加之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与适时，可以使财富效益形成对财政的支持。回顾美国经济发展过程，1998年实现财政盈余的前期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最大获利者，美元汇率强势愈加突出，并加大外资流入美国的数量与规模，使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异常强劲，财政状况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良好和外资的有利支持，形成财政与货币政策匹配的最佳搭配，进一步推进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伴随美国经济由减速转入衰退，以及美国经济政策重心的转移，减税成为核心经济调整方案，尤其是“9·11”事件进一步冲击已经有所脆弱的经济状况，进而导致美国财政盈余出现减少，甚至有继续出现财政赤字的可能。因此，美国经济衰退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财政政策取向以及货币政策倾斜具有密切联系，经济政策取向对经济走向的影响依然较为明显。
　　利率政策
　　美国利率调控的效率与影响一直是近年国际经济和金融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伴随着美国经济由旺盛转向衰退，利率调控更为引起关注与争论。但2001年的利率调控相对并不成功，与1999年—2000年形成明显的反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利率调控受到政治意志的阻碍，时机滞后导致效益弱化；其次在于利率调控受到相关不匹配政策的牵制，使利率效益难以奏效；最后是突发事件冲击以及滞后效益所产生的影响滞障。
　　时机滞后　　美国经济减速出现在2000年第三季度，但美联储下调利率的抉择出现在2001年1月3日，利率下调拉动与刺激经济的工具滞后半年出台，主要是美国大选所致，政治利益的需要使利率政策调控受到牵制。尤其是伴随美国经济减速乃至衰退的出现，不仅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大幅度下降，而且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也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机构认定的衰退。其中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仅为1.1％、1.6％和-0.9％，而占世界经济比重达70％的三大主体的影响力则不言而喻。为此，美联储2001年连续采取大幅举措刺激经济复苏，用低利率政策效益刺激和拉动消费与投资，稳定美国企业效益与投资氛围。但是经济周期的必然作用以及企业调整的自然效益，使得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经济持续繁荣的最长周期结束明显打压经济信心和心理，进一步打压消费与投资的调整，经济环境的恶化刺激美联储连续加大幅度运用利率手段调控经济，而利率滞后的效益不仅牵制经济效益的显现，更严重的是不吻合的货币政策——美元强势政策进一步抑制了利率效果的显现，使美国经济衰退与复苏面临挑战。
　　效益滞后　　美联储2001年降息举措的频率与尺度已经达到历史记录，但并没有对美国经济发生实质的作用。“9·11”事件后，全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直接压制投资信心，投资心理恐慌与悲观逐渐加重，投资选择与组合基本处于观望与调整之中。然而，利率调控的滞后效益近期已经有所显现，美股明显的反弹则是投资信心恢复的重要体现，其中利率调控手段的作用显为突出。而从近年世界经济调整与国际金融调控的趋势，不难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信心与心理的重要作用愈加突出，无论美国经济减速与衰退中的美元强势、欧美货币竞争中的战略与技术较量、日元汇率被动与无奈的弱化表现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缓解与防范，信心的支撑与心理的稳定具有对经济氛围和金融走向重要的依托与扶持，这也是利率调控难以真实反应效益的最大制约。因此，美联储的11次降息，一方面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也将加大心理忧虑，对经济利好信息的反作用也较为明显。经济基本面与金融市场面的协调与磨合面临最为艰难阶段，而最为突出的是美元汇率的状况与前景。
　　美国利率政策既是经济信心的反应，也是市场预期心理的结果。
　　减税政策
　　布什政府与上届政府最大的差异与承诺在于减税，进而对于新一届政府获取民意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2001年5月26日，布什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计划获准通过，预计截至2006年，美国最高所得税将从39.6％下降至35％。而美国作为一个高税收国家，税收金额大致相当于GDP总值的1／3，税收对经济贡献与支持较为明显。因此导致美国两党出现较大分歧，即共和党积极寻求减少美国税收，而民主党则是倾向于维持较大的政府开支，通过政府行为提高社会福利。事实上，美国经济环境在新政府上台前后已经发生较大逆转，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加大对减税的阻力与争论。因此，从目前情况看，减税进展不畅，且对经济拉动有限，影响力与拉动力更难以形成。
　　首先，减税举措的政治内涵大于实质作用。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出于政治需求和意志较为明显，而实际对美国经济的推进较弱。美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已经使美国经济观念、政策取向、技术驾驭等产生较大的变化，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扩展又使传统经济理念桎梏明显，减税尽管从理念上可以刺激和拉动消费，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与复苏，但从目前美国经济现实看，作用与意义有限，且没有明显起色。
　　其次，减税方式的结果不利于经济环境的稳定。从布什减税计划与方案分析，减税将可能引起美国经济阶层更大的差异，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对社会稳定不利面较多，并形成经济环境稳定的负面因素。近期美国安然公司申请破产前后问题，一方面表明美国公司规则与机制中的不规范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大企业和大公司对美国政治与政府需求的迎合，而减税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支持政府的大企业的发展，加大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近期美国大公司企业的财务危机频频出现，美国在全球拖欠债务企业中名列前茅，拖欠债务企业达到162家，占全球211家的77％，规模与数量远超出2000年132家和423亿美元，创下新的历史记录。这无疑加大美国经济和股市的悲观氛围，并对减税形成负面影响，减税背后的问题表露将不利于经济稳定与复苏。
　　对外政策
　　美国在国内经济相关政策略有变化与调整的同时，也愈加注重对外政策的协调与竞争，尤其是“9·11”事件对美国打击使其有所思考对外关系与政策。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关系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的持续和经济强势的作用，主导与主宰性愈加突出，无论在经济事务或外交事务中，美国利益得以最大体现，收益十分明显而突出，经济全球化美国是最大的获利者，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是最大的获益者，国际协作美国是最大的主导者，规避风险美国是最大的避风港。因此，美国对外政策具有较大的优势与灵活性，并形成对外政策的战略与策略的超前与主导，对全球经济、国际金融、经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引导。
　　1.美欧竞争中的策略应对。尤其从经济和金融角度看，美国对外政策依然是与欧洲和日本两大经济体的竞争，最重要的竞争对象则是欧元区。欧元问世的前前后后，美国以科索沃危机、石油价格暴涨以及利率调控引导等多方面压制和排挤欧元，使欧元经历严重压力与挑战。美国对外政策应对欧元的策略十分明显而突出，主旨在于稳定和维持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与作用。比较突出的在于美联储与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与技术较量。
　　美欧利率灵活性不同背景差异的影响。欧洲央行自主货币政策的意识近期表现愈加明显，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抨击，但这正是欧洲央行政策与技术娴熟的体现。从短期看，这种抉择有所打压欧元汇率水平，因为美国金融的主导与引导趋势显著，实力与规模优势在欧元区之上，但欧洲央行的举动也将会对美联储形成明显的冲击与影响，实质将表现在美元与欧元货币的竞争上。欧元作为全球区域货币的第一范例，也是唯一可挑战和抗衡美元的货币。然而，美元主宰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趋势已经几十年，无论影响力和占有率依然处于领先，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驾驭更优于欧洲央行几十年。欧洲央行的政策驾驭面临12国经济面、政策面极大的差异与不同，12国货币统一中的政策驾驭受到各国经济增长、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取向的差异，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协调从摸索被动到初见成效，已经得到欧元起起落落的验证，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受到较大的制约。今年以来欧元汇率相对稳定向上的趋势，也是欧洲央行坚持自主货币政策成效的显现，尤其是面对欧元全面流通，这种举措对欧元汇率的稳定长期看，是利大于弊。
　　货币竞争性不同比重差异的影响。美欧货币竞争在欧元正式启动之前已经开始，随着欧元问世以及逐渐被市场所接受而更加受到美元的压制与排挤，但美元资产的国际地位以及市场份额则是形成欧元疲软的重要因素。美元资产占全球比重在70％，而欧元只占不到15％；2001年1月—7月流入美元资产的资金净值为2836.31亿美元，如果换算为年度数据，2001年可达到4862.25亿美元，超过2000年历史性4406.86亿美元的记录，而欧元区2001年上半年吸引资金数量仅为1260亿美元；全球资金流入美国国债比重较大，美国国债的份额仅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就占总量的57％，国际资金倾斜美国国债加大对美元资产的依存。美欧货币竞争趋势直接受到投资资金的倾向性、政策性与技术性的影响与牵制，欧元作为新的区域货币面临磨合与考验，短期冲击和打压明显，但长期利好趋势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化而有所增加，对欧元汇率的支撑明显强化。
　　政策应对性不同角度差异的影响。美欧货币竞争中最大的差异效果在于经济政策的应对目标差异，其中美国主要目标在于经济增长率水平上，而欧元区和欧盟则更注重经济环境的驾驭，即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因此，欧洲央行调控利率的依据主要在于通货膨胀率，而目前欧元区和欧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一方面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水平的向下趋势，另一方面也在于欧元区经济协调与政策应对的成效。为此，欧洲央行利率抉择的波动则与经济政策取向具有密切关系。相比较美国则更为注重经济增长率水平的变化，近期美国经济不景气氛围逐渐加重，“9·11”的冲击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的衰退，因此，美联储以最大最快的利率调整刺激美国经济，其主旨在于维护美国经济全球优势，但至今效果并不明显。美欧经济关注点的差异使利率调整具有不同的角度，这是自身经济需要，也是货币波动的诱因。
　　欧元区作为统一货币后的经济金融优势可以与美国经济和美元货币相竞争，无论影响与冲击都具有相对集中统一的效益支撑与依托，并形成对美国经济和美元货币的挑战。因此，从整体看，欧元区经济与货币走势利好因素不可忽视，潜在的竞争优势将可能有利于欧元汇率相对稳定向上。预计未来，短期欧元的波动疲软将会继续存在，但从相对长期角度判断，欧元稳定向上将会明显显现。
　　2.美日竞争中的货币主导。美国与日本贸易与汇率的竞争是最为突出的焦点，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集中于贸易竞争突出，而90年代下半期至今则更突出于汇率的调整与较量，集中体现在货币政策的主导意识与被动效益上。由于日本的经济基础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改观和变化，政府的政策把握和实施仍然处于艰难阶段。日本经济悲观氛围的逐渐加重使得货币疲软意向愈加明显，因此市场表现明显的日元贬值预期。日本企业信心的退化不仅表明经济环境的恶化程度，同时必将加大金融恐慌与经济前景进一步恶化。2001年至今比较突出的在于金融机构的举动和货币汇率的贬值。从经济角度看，货币贬值有利于经济复苏和企业效益维持，但从信心和心理上则严重伤害了货币信誉与信用，打击金融国际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日本主要官员以舆论引导日元贬值意向明显，加之2001年日本央行连续10余次动用干预手段，资金规模达到600多亿美元，更加剧日元向下空间。而美日货币政策的驾驭则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复苏，也有利于美国金融信心与心理在汇率上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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