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今年宏观调控注重四个问题

报告名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2001年第四期）

栏目名称：专家点评

关键字：宏观调控

日期：2001年04月27日

陈东琪：今年宏观调控注重四个问题

　　今年我国经济的形势如何？总的来看，不确定因素较多，各界对增长速度的认识分歧较多。乐观的估计是8.5%，悲观的估计在7%以下，中性看法在7.5%左右。政府年初的增长计划定在7%左右，定这个指标肯定是留有余地的，是为了稳妥起见，其实，作计划时的期望值比7%要高一些。从今年1月的开局看，有些数据不理想，投资、工业、出口等指标的速度都很低。这当然与该月集中元旦和春节两个假期减少了企业的开工日有关，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回升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存在一些体制和政策操作上的问题。就短期而言，我认为今年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四个：

　　第一，短期风险仍然是通货紧缩的惯性影响。

　　去年下半年以来，理论界“防范通货膨胀”、要求“控制经济”的呼声有越来越放大的趋势，这个观点长期来看不错，但从短期来看令人担心。因为这会促使宏观调控改变方向，由“偏向扩张”变为“偏向收紧”；由“促进增长”变为“控制速度”，这不符合实际需要。从统计上看，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尚未完全扭转负增长格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然从去年10月以来改变了负增长格局，上涨1.5%，生产资料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由负转正到5%左右，但是这种上涨主要是由油价上涨、公用事业提价、春运票价上调引起的，而不是供求关系的机制性变化特别是需求增加引起的。同时，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三大指标Ｍ0、Ｍ1和Ｍ2，去年比前年分别下降了11.2、1.7和2.5个百分点，分别增长8.9%、15.6%和12.3%，低于近10年的平均值，说明货币供应仍然偏紧。今年1月，Ｍ0、Ｍ1和Ｍ2分别增长5.8%、16.8%和13.5%，都低于前年的水平。因此，无论是从总物价水平看，还是从货币供应量来看，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的惯性影响。如果我们不是控制通货紧缩的惯性影响，而是过早将政策着力点转到控制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再收紧货币和信贷，可能会给回升基础还不牢固的经济重新推到下降轨道，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降温，我国应采取“综合应付”的外贸政策。

　　去年，出口增长27.8%，大大高于1998年的0.5%和1999年的6.1%，也比1998年的20.9%要高差不多7个百分点。尽管进口超高速增长31.5%，但还是实现了241亿美元的顺差。按当年汇率算，折合成人民币接近2000亿元，占当年GDP增加额的比重约28%。就是说，在8个百分点的速度中，约有2.25个百分点来自净出口的贡献。今年，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降温，我国的出口增长减速是无疑的，按乐观估计也只有8%左右，相当于去年的尾数，尽管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也会下降，但是降幅小一些，估计由35%降到12%左右。如果这样的话，今年的净出口额将减少，这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回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有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及时采取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措施的扩大内需政策，才大大减少了这种影响，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仍保持了7%以上的速度。这一次应对美国经济调整冲击的政策选择比较困难，很难找到类似大幅度增发国债、提高出口退税率和下放出口自主权这样一些快速见效的短期措施。这样看来，为了使出口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如8%或更高，继续保持一定的顺差规模，需要采取“综合应对”的外贸策略：包括从税收、信贷、体制放松上采取更为有利于扩大出口的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的出口成本，同时应当引导企业增加对欧洲、南美、西亚、南亚和其他经济景气状况较好的地区的出口，保持出口扩张趋势。

　　第三，“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突出，增加农村需求势在必行。

　　“三农”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以往每次调整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只是近几年更为明显。在“三农”问题中，当前最突出的是由农价下降、就业不足、农村工贸业萎缩、负担过重等原因引起的农民收入下降，这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改革初期，“三农”经济持续繁荣，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农业体制创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原来“一家五口三个农业劳力”收到的粮食不足以糊口，变成为“一个务农、一个进乡镇企业、一个到外地打工”，不仅粮食自给有余，而且收入大增；二是粮食和农副产品提价，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三是农村家庭从单一农作物耕作（以粮为纲）部分地向种粮和搞其他附加值较高的林牧副渔业及农产品加工业转换相结合转变，“大农业”（种植和非种植业）和“小农业”（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增加了“务农收入”；四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大量农民以“离土不离乡”方式从“耕地农业”中走出来，进入以工贸为主业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务工收入”；五是部分富余农业劳力完全离土离乡进城打工，获得了“城市收入”。现在，这些渠道变窄了。最近三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且逐年上升，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左右徘徊，且呈逐年下降之势（三年分别为3.4%、2.2%和2%）。特别是主产粮区，农民的收入增长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收入下降必然限制农村需求的增长，限制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去年，占人口比例69%的农村居民只享受全社会总消费中的38%，全国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7%，城镇增长10.6%，而农村在原来低水平基础上仅增长了8.3%。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全国消费在低基数回升后保持稳定加速的走势，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加速增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应当看到，我国还是一个带“农”字的国家，农业份额还很大，大量贫困者还是农民，如果他们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不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没有跟进市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就难以转入持续稳定回升的轨道。所以，中央最近考虑，“十五”期间特别是今、明两年，扩大内需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把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搞上去，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有了农民收入和消费加速增长这一大块，内需就有保证。

　　第四，企业发展参差不齐，应注重提高整体效益。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大部分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不仅传统的石油、纺织、机械、民航、电力、煤炭、冶金行业的企业，而且现代的电子、通信和其他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其效益都大幅度提高。这些成绩，当然与企业本身通过改组、改造、改制、加强管理和国际化方面的努力有关，但是，政策方面的扶助和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仅包括减息、贴息贷款、债转股、减免税、增加上市融资的直接支持，而且还有不少间接的支持，如压“五小”、撤销农村中的基金会等，这些措施在当时当然是正确的，在快速抑制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迅速提高国有亏损企业效益的同时，确实部分地牺牲了其他类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村由农民办企业的效益，争夺了他们的部分市场。在“脱困”后，这种“倾斜式的企业支持政策”应当作某些调整，应逐步回到“机会均等、公平待遇”的轨道上来，在对国内、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之前，对国内各类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通过公平的竞争秩序提高整个企业体系的运行素质和效率。当前，应当通过制度创新（而不仅仅是政策扶持）提高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的独立竞争能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而且特别应当强调改善城乡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扩大民间投资，促进城乡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浙江的经验说明，对政府财政、对经济增长、对就业、对社会稳定的贡献，除了国有、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以外，中小企业特别是城乡民营企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目前这部分力量还比较脆弱，需要更多一些体制和政策上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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