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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2002年第八期）
栏目名称：权威分析
日期：2002年08月25日

价格指数接连下滑　谁拖了物价的后腿？



　　今年以来，围绕通货紧缩已经或有可能形成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下降0.8%。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该指数再呈跌势——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9%。物价继续下行，究竟传递出怎样的讯号，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价格走势影响有多大
　　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事实上，1994年以后，尽管物价并未一步跌到负运行上，但增长已然开始减缓。1999年，负增长态势出现。与1999年～2000年上半年那次持续了一年多的物价走低相比，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下降幅度，这一次都远没有上次严重。
　　通货紧缩是否形成？专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主流的说法称之为：“通货紧缩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王诚博士解释说，国际通行的概念是年物价上涨率下降1%以上为通货紧缩。从幅度与持续时间看，现在国内的情况还不能称为通货紧缩。
　　对于今年价格持续走低，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副总队长汪小青认为是个正常现象。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对前几年价格不合理涨幅的一个调整，或称回报。如果将1992年到现在看作是一个周期的话，我们会发现平均物价还是正增长，而且价格的绝对水平并不低——除个别工业品(如彩电)外，日用工业品价格再低也低不过前几年。第二，他认为，企业自我调整是价格走低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原因是，技术不断进步，成本下降。
　　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持续的价格降低会为消费与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买涨不买落”的预期使得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价格持续走低带来企业利润水平的下降，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及新产品的开发能力。然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应结合中国的情况，剔除表象，对宏观形势变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张立群指出，上半年物价继续走低，原因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加大。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表明，今年我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价格比国内同类产品低20%左右。第二，公共服务产品垄断性涨价有所遏制。今年上半年服务价格上涨2.4%，是最近几年的最低涨幅。剔除以上因素影响，价格走低的势头会明显减弱。
　　张立群认为，企业的投资信心不只来源于价格，而是综合性的。实际上，适应竞争环境的企业在不断增加。表现为民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大企业的素质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在做调整。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安邦咨询首席分析师陈功。他认为，今年上半年的物价走低，并未蕴涵特殊的现象在内，而且这种物价指数的走低，并不具有转折性的特点。他指出，随着中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整体宏观形势的判断，有必要更多地结合全球经济的现状来加以分析。另一方面，中国的物价走低，很大程度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裁减人员，一些行业或企业消失了，新的企业成立，但所需要的并不见得就是过去下岗的那些人，这些情况在调整期内是常见的，但都会导致需求相对减少，使生产相对过剩。所以现有物价形势，其实是调整期的一种必然反应。
　　基于此，他认为现阶段，国内的产业和企业，要特别注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果过去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和今后要特别注意，因为吃亏很可能就吃在这里。无论怎样规模的经济波动，就是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也总有企业能过关，他们靠的还是竞争力。宏观环境是企业发展的约束条件，不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充分必要条件。
　　扭曲的竞争结构
　　王诚说，如果将价格比喻为水波，那么仅只看到水面是不够的，必须潜到海底。他分析说，价格水平下降，意味着总需求小、总供给大。造成这种状况不一定全是坏事。总供给大，说明市场的供给能力提高了，技术水平提高了；其缺陷是竞争结构的不合理；总需求小，亮点是投资、出口高速度增长；缺陷是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下滑，进口品数量上升，进口品价格下降。
　　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应当看到潜伏的危机——竞争结构的不合理。王诚介绍说，由于中国一直以来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内部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政企分开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同时，国家保持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民营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外资企业也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从而造成总供给的微观基础不是很牢靠。
　　竞争结构的扭曲首先表现在，竞争的主要手段是降成本。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相当弱，差异化竞争欠缺。国有企业动力不强，外资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不注重长期利润，民营企业有创新的心，没有创新的力。
　　第二，竞争的层次集中在成熟的技术行业，而不是新兴的技术行业。成熟的技术应用风险最小，但利润不高。我国现在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成为世界第一，但从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家电、纺织类、服装、钟表等产品看，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成熟技术，而非新兴技术。成熟技术行业竞争容易造成生产量过大，价格下降。
　　第三，竞争取向集中于政策机会的获得，而不是市场的机会。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政府的改革比较滞后，政策多变，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企业在竞争时总想利用政策出台，典型的像上市公司，获得优惠政策的国有及外资企业。
　　第四，竞争的领域主要集中于中间加工阶段。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弱，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销售方面的竞争也处于弱势。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元京则从另一角度剖析了物价持续走低带来的信号。他认为物价的波动曲线与投资的波动曲线并不完全一致，影响物价的因素并不能完全影响到投资的变化。我们考察物价与投资的关系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因素。
　　物价的稳定程度，取决于下降的力量与支撑力的比较。现在，支撑物价走稳有两大力量。一方面，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力地拉动社会投资与需求扩展。尽管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难以满足经济发展要求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是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投入和发展不足的问题。公共产品的缺口仍然很大。1998年～2001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较为可观，有效地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方面投资的增加。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以及对GDP增长的贡献力作用均会对物价产生稳定效果。
　　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些消费热点的板块将会转化为投资热点。特别是汽车、住房、电信、旅游、金融保险、社区服务等新型消费趋势将带动投资与消费的扩张，从而稳定物价。应当说，从目前情况看，这些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的市场空间还非常大，远没有达到发展过度“拐点”，对物价的支撑作用还比较强。
　　此外，王元京认为还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在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10多个行业中的生产能力占世界生产份额已经很高，但是生产份额转化为相应的市场份额还需要较长时间开拓国际与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庞大的消费市场。由于庞大的传统产业消费市场的开拓往往滞后于传统产业庞大的生产能力的发挥，在较长的周期内，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不可避免地处于过剩状态与优化调整状态，从而对传统产业需求与物价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零增长，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指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将在12月实现零增长，并提出将实行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这被看作是官方的说法。
　　然而，从仍然坚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看，人们并未看到下半年政策上大的调整。从1～7月的价格走势上人们也很难获得止跌的信心。对此，王诚认为这只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即出台一种政策、公布某种政府信息，来影响大家的观念，改变人们的预期。其作用就像去年股市上升前，从证监会、经济学家到证券公司都给了大家一个股市要大涨的信号。
　　王诚分析说，自我实现的基础非常脆弱。即使消费者接受了12月份物价有所反弹的信号，从而达到了改变人们的预期，刺激消费的目的，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消费取决于收入，然而收入分配在最近几年一直处于恶化状态。贫富差距扩大，总体经济消费能力下降。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往往没有拉动国内消费的总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总需求就会萎缩。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下降，农民家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最近5年连续为负增长。最近10年，农民的消费占全国居民消费比重由56.3%降低到45.2%。扣除农村人口下降9.8个百分点，仍净下降1.3%。是一个严重的隐患。因此，他认为货币政策应更积极些。扩大货币供应量，用于对农民的教育补贴。
　　然而，关于政策调整的意见，专家们所持的观点并不一致。张立群认为，政府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身的力度已经有所调整。今年上半年，企业资金状况有所好转，中小企业融资、金融机构再贷款的门槛在降低。下半年不应该也没必要出台新的政策。
　　他认为，今后政策的调整应从刺激需求调整为维持社会稳定。完善经济规则，整顿市场秩序，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市场主体活动的环境。总体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宏观调控救急的任务已经完成。随之而来的是要在发展和体制模式深层次转轨过程中，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增强市场调节下的经济自发增长能力。
　　来自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替代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支撑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就业形势严峻和通货紧缩趋势还没有缓解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过早地淡出便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增长率下降会使社会经济矛盾加剧，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在注意控制财政风险的同时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国债使用方向上作适当调整，则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报告指出，在当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任务既要抵御外部的冲击及弥补短期国内需求不足，又要为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从而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还要加强一些急需的公共投资建设(如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报告认为，就经济的内在增长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仅仅是一种外在力量，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政策配合和经济结构及体制的实质性变化，经济增长仍然是基础不牢，且代价越来越高。
　　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稳定性力量，顶多能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一半，另一半要靠加快推进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来解决，特别是要重点解决就业不足和消费不足问题等长期性问题，在宏观政策上多采取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的措施，从根本上遏制通货紧缩趋势，逐步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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