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淮：我们走出“通缩”的阴影了吗？

报告名称：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2002年第四期）

栏目名称：权威分析

日期：2002年04月25日

陈淮：我们走出“通缩”的阴影了吗？

　　200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要密切关注和正确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影响时间预想得长一点，把应对预案准备得充分一点，使明年经济发展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央这三个“一点”的判断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及此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形势，包括认识供求关系的形势极为重要。
　　我们认识“通缩”了吗?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定义，连续的物价负增长和经济负增长并存才叫“通货紧缩”。迄今很多人不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依据就是国民经济仍处于不低的增长区间。
　　经济学对一般规律的归纳没错。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关系存在着特殊性。200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市场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长期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基本改变；无论是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是着眼于下世纪的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
　　长期商品短缺的市场格局已经改变，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正在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国民经济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通货紧缩产生与存在的深层次基础。这就是我们要“把影响时间预想得长一点”的根本原因之一。
　　90年代末期，中国有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人们从现象层面已经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职工下岗了，物价负增长了，企业负债率高涨了，投资“套牢”了，经济增速下滑了，银行利率连续下调了，资源消耗量萎缩了，干什么都不赚钱了。这还不是通货紧缩吗?
我以为，当供大于求的矛盾发展到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自然恢复平衡，由此导致企业普遍性开工不足和失业率高涨，导致实物资产“缩水”、企业负债率攀升，导致价格已经不能协调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利益均衡、垄断价与“价格战”普遍共存，导致实业领域的投资回报率不断跌到银行利率以下、银行出现普遍存差的状态就是通货紧缩。
　　我们实现转折了吗?
　　2000年7月12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布鲁塞尔向欧洲企业和金融界人士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已出现重大转机。
　　从当时的情况看，总理的判断是有依据的。2000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8.2%，为过去三年来同期增速的最高点；该年1至6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66亿美元，比上午同期增长 37.3%；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0%；更重要的是，200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物价基本止住了连续两年的下滑势头，实现正增长0.2%。
　　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一直持续到2001年初。中国经济在2000午时出现转折的事实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中关于增长速度回升、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国企效益明显改善以及社会经济预期向好等数据所证明。国家计委提出，2001年价格水平的政策调控目标是正增长2%。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相信，“通缩”的危险已经渐行渐远。
　　但紧接着，美国经济放缓、世界市场面临紧缩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接踵而至。“9·11”事件之后，美国经济更是跌至衰退的负增长状态。可以说，在2001年的整整一年中，我们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判断着形势。
　　在诸多的外部不确定因素中，有一个形势确定无疑地显现在了我们目前： 2001年的价格水平(居民消费价格)从6月份起再次出现了在正、负增长之间的挣扎，全年平均只实现了微弱的正增长 0.7%；生产资料价格更从4月份起就再次进入了负增长，且负增长的程度呈逐月扩大的趋势。
　　价格是什么?价格是供求关系最直接的外在体现。令人心悸的物价指标提示：“通缩”危险真的远去，我们真的实现转折了吗?
　　我们走出阴影了吗?
　　一段时间来，人们争论于财政支出、货币供给、投资增长、消费扩张等方面的各种数据，借以判断中国是否已经摆脱“通缩”的阴影。毫无疑问，短期宏观数据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通缩”危险的深层次矛盾是否缓解。
　　200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经济发展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与此同时，中央还指出，纵观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做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十分重要。
　　我认为，转折确实已经出现，但阴影相去不远，向好趋势仍存变数。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警惕国际市场价格紧缩再次推动国内价格水平走负
　　从2001年年初以来，人们对我国出口增长情况给予了极大关注。实际上，我国出口的增长变化总是和进口的增长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出口减去进口以后的净出口部分并不大，换言之，外部市场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是很有限的。当前要警惕的，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持续走低。世界经济放缓对我国的根本影响是国际市场的需求紧缩和与之相随的价格紧缩。
　　我国1997年—1999年的价格连续负增长和当时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迷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国际市场价格已经疲态尽显。国际石油的价格水平仅为一年前的一半。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价格紧缩对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第二，警惕就业岗位增长持续放缓导致需求增长形势逆转
　　2000年和2001年，国民经济年保持了7%略高的增速。在这两年中政府税收增长了将近50%，但全社会的就业岗位的增加则呈现为几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局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开数据，与1999年相比，我国2000年的城镇从业人数只从 21014万人增加到了21274万人，仅增长了1.24%；职工人数反而从11773万人下降到了11259万人，下降了4.37%，净减少达514万人；其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 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2001年截至到第三季度的情况是，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85万人；其中仅国有单位就减少了475万人!如果从更长一些的时间过程看，在1996年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城镇从业人数的增长率是11.42%，职工人数的增长率是-24.5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内需要同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个认识极为重要。就业是消费需求扩张的根本物质基础。当前的一个迫切之需是，我们应当采取恰当的调整对策扭转这种非良性趋势。如果一个中期发展过程的经济增长与扩张变成了劳动者不能相应地分享利益的过程，那么供求之间的矛盾就一定激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应对的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曾导致深刻危机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的矛盾。
　　第三，警惕资本收益率下降带来要素闲置与投资需求减缓
　　我认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其实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深层次矛盾，这就是生产领域中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的状况并未改善。不仅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下滑反映了这一趋势，而且银行违规资金人市、私募基金与委托理财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在实物领域已经很难找到更有利的投资领域。
　　这种状况清楚地反映出的一个潜在危险：实物领域低下的投资回报已经不能吸引货币资本，货币资本转变为实物资本的积极性正在明显降低。显然的道理是，通货紧缩孕育的基础就是社会普遍趋向于以“货”求“币”。当前居民储蓄的持续升温和银行大量存差的存在昭示出，采取措施避免资本闲置与投资需求减缓是非常必要。
　　实际上，200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注意到这一危险的存在。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新思路之一就是，要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保持必要的投资拉动力度。我认为，发长债并非是简单地扩张财政投资，其深层次意义在于两方面：一是改善社会资本的回报预期；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转换潜在地赋予一些投资回报低下的领域以财政贴息。政府之手正在拨动投资增长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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