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名称：中国农业报告（2001年第二期） |
| 栏目名称：专家视点 |
| 关键字：城市化 农业 |
| 日期：2001年02月25日 |
王建：不搞城市化，农业问题讲不清
建国以来总是出现“工业的高潮即农业的低谷，农业的高潮即工业的低谷”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
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资金积累的本源是农业。工业高潮之际，必然是增加掠夺农业之时，剪刀差特别大；当农业支持不住工业的步伐了，就会去提高价格以便向农业反哺，这时候工业掉下来了，农业就上去了，这种情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工业本身的积累不可能满足自身需要，必须建立在农业的发展之上。
但90年代以来，工业是高潮，农业也是高潮，一直延续到1994年。现在是工业有点落，而农业也大落了，这一段出现的又是什么问题呢？就是80年代以来，大量外资进入使得工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积累来源。还有一点，90年代是个分水岭，90年代以后我们的储蓄率猛涨，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率从80年代的20%多，一下变到40%多，所以工业本身所需要的积累不再靠农业了。农业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从1989年以后，几年之内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到1994年与国际接轨，农业本身又一次出现了边际产出是负值，农业本身已难以作为工业化的积累主源，而1985年前后这一段工业化高潮是建立在农业增长上的。
再看看农业的自身积累。乡镇企业从1978年在工业中占7%的比重，到后期占到工业的47%，其中某些年份是超过100%的增长，增量在整个工业中的增量中超过一半。没有靠中国的金融体系去支撑它，靠的是农业自身积累。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农业一旦与国际接轨以后，它本身又是投入产出为负，农业再也不是一个积累产业，它再也不能推动工业化了。85年和90年这一段，主要推动沿海的工业化；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9亿农民迈向工业的步伐就不行了。这是一个大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农业减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基础之上的。
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能用提价的方法吗？肯定不行。如果提价，3亿人保护9亿人可能吗？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先例。还有一点，假如你把价格提到了比国际市场还高的水平，沿海地区就会诱发大规模走私，因为价差在这儿摆着呢。所以说解决农业的问题已经不在农业本身了，内部怎么样调整农业结构也没有出路。
再有一点：这几年中国经济已经连续7年下滑，1998年以后政府是拼命往上拉也拉不上来，到现在是出现了一点转机，还是很脆弱；明年财政力度保持一样，外需再往下掉一点，能不能保8%，现在还不好说，说不定又从今年的8%掉到明年的百分之七点几。实际上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回升，接着再往下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趋势。
我们来看看7年以来的三条工业增长曲线。国企这条线在1994年这段是猛往上拔，现在大约是10%的速度，这种速度在改革开放20年来只有4年，而这4年当中经济增长都在11%以上。现在经济增长是8%，而国企能拔到10%，所以说国企目前是一个历史顶峰，国企脱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债投资主要指向重工业，重工业是国企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效率就改善了，这是国企的曲线。
乡镇企业在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还是很高的，1994年以前都是70%-80%的增长，94年一下掉到18%，这几年又不断在往下掉，到现在整个工业增长速度到10%以上了，它也不过是6%-7%的样子，所以说乡镇企业走势在1994年是一个转折点。
1994年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当时中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大变化：出口中的第一创汇产品不再是劳动力型产品，而是机电产品。
1992年欧洲搞了一个马约，要成立期货联盟。1993年美国人搞了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94年开始启动。启动结果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我们在回顾94-99年这一段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结构时突然发现，1994年时大中华圈（中国、香港和台湾）在它的纺织品市场上占的比重是48%，但是到99年就变成了27%，整个大中华圈的贸易比重一下掉到27%；1994年时我国是第一大出口国，现在是墨西哥，墨西哥被北美自由贸易区拉进去以后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好处，成了美国大的加工厂，它替代了亚洲四小龙，替代了我们。还有加拿大，第一位是墨西哥，第二位是加拿大，这样的情况说明美国把它在亚洲的垂直分工体系搬到了北美地区，搬到了它的家门口。
现在欧洲人正在尼斯开会，其中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东扩问题，把东欧六个国家要包进来，时间表是定在2003年。欧洲人干了这一手以后会出现什么？他就把亚洲的垂直分工体系移到了欧洲，东扩以后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的结果是中国的外向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进一步压缩，乡镇企业的外向型发展进一步受到阻滞。所以说乡镇企业这条增长曲线上不来。
乡镇企业这条曲线上不来，整个经济就要受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是跟着这条曲线走的，这条曲线的比重已从7.4%涨到了47%，它提供了中国20年当中最大的经济增量，这个经济增量一旦没有了，就压制住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为什么前20年发展那么快，而现在就不行了呢？因为就在于中国是二元城乡结构分割，城乡分割使服务产业的空间受到压缩。前20年，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大部分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型外向型发展，把世界的城市人口加进到中国的服务产业来了，所以它增长了。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撑不住。
但是，我们过去没有释放出来的一个城市化巨大空间在这儿摆着呢！我们的城市化比率是30%，而与我们一样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都是60%，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均收人1000美元时都是75%以上。如果我们把它提高到60%，就可以把我们的服务产业的比重提高到50%或55%，这样就可以使中国的GDP长大20%。
20%是什么概念？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就可以增加2亿劳动力就业。增加2亿劳动力就业又是什么概念？就是有2亿农村劳动力携带他们的家属进入到城市，使我们的市场规模在现在的基础上放大两倍还不止，就是这个概念。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农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它是整个发展阶段变化与国际产业结构、政治经济结构、冷战结构结束以后大结构的变化的一个综合反映。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搞城市化来拉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农业问题是永远讲不清楚的，也是农业本身所解决不了的。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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