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四年实践

报告名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2001年第九期）

栏目名称：专家解读

日期：2001年09月25日

项怀诚：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四年实践

　　项怀诚指出积极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是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周期调节的一次成功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
　　1、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以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为标志。预算调整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国家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行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998年中央财政赤字亦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规定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是考虑到1998年年中的基本情况：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业银行资金存差较大，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当年1-7月国家银行货币回笼比上年增加669.3亿元，外汇占款没有新的增加，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因此，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货币超计划发行，引发通货膨胀。到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074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7.3亿元，比年初增加4469.8亿元。商业银行由于约束机制增强，对供过于求的工业项目贷款更加谨慎，因而存款差额较大，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面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也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在物价总水平继续走低、银行利率已多次下调的情况下，增发国债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收入，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主要投向六个方面：（1）农林水利建设。重点安排水利建设投资，加上年初计划投入，全年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8亿元。主要工程项目包括：大江大河防洪水利工程，重点是加快长江、黄河等七大江河的堤防加固和骨干枢纽工程建设；重点海堤加固工程；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林业和生态项目，主要是国家重点生态环境项目建设，以及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十大防护林体系建设。（2）交通通信建设。通过增加投入，加快铁路、公路、机场、航道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全国综合运输体系。（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支持城市供排水、供热和污水、垃圾处理，城市道路等方面的项目。（4）城乡电网改造。这是国家第一次大规模进行城乡电网的建设与改造。农村电网改造，将与农网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最终做到同网同价，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城市电网改造，主要是扩容。（5）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新增国债投资，计划建成250亿公斤仓容的粮库。这些粮库全部建成后，可以基本满足国家储备粮的仓储需要。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1998年12月31日，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资金总额为2173.5亿元，其中，国债专项资金627亿元，银行贷款533.5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05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28.85%。国债专项资金与银行贷款地方配套资金的比率为1:2.53。对财政预算进行年中调整，是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运用。对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表明伴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艺术日趋成熟和完善。

　　2、防范金融风险，充实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高了政府防范金融风险意识。1999年上半年，国家财政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充足银行资本金，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为提高，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8%的要求。
　　3、调整税收政策中国政府还调整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以及减轻企业负担。（1）为支持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了贴息的办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项目专项资金也已正式开始使用。这些措施对促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出口创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实行了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以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利用外资，进一步改善了投资环境。（3）清理整顿收费，减轻企业社会负担。针对社会存在的一些乱收费现象，1998年财政部与有关部门一起，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分三批取消了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同时，对仍需保留的收费，也进一步加强了管理。
4、增加社会保障、救灾和科教等的重点领域支出。主要内容是：（1）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对科教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从1998年起连续五年每年都比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重点用于高校“筒子楼”改造和支持高校体制改革；支持教育系统实施的“211工程”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确保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资金需要；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等。（2）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为了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实施好再就业工程，1998年，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安排144亿元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增加了财政支出，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3）支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针对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加快省级统筹步伐，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改进基金收缴办法，以提高调剂能力。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中央财政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支持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4）增加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经费。1998年，仅中央财政拨付的救灾和救济经费就达83.7亿元，保证了灾民的基本生活，控制了灾后疫情的发生，促进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财政政策相配合，在1998年，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措施。如先后三次降低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利息负担930亿元；将国家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计划由2700亿元调增到3700亿元等，促进了投资，支持了经济增长。下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12月末，市场现金流通量（M0）增长10.1%，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了11.9%，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5.3%，有效地配合了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支出的需求。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1998年中国政府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1、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拉动总需求在构成总需求的三大因素中，出口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乏力。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更趋理性化，消费预期在消费行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改革的深入，原有实物性、福利性的消费逐渐减少，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因此，消费需求很难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拉动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在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转变，需求约束不断强化的形势下，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持续下降，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风险增加，再加上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不完备，非国有企业缺乏正常和稳定的融资渠道，使民间投资的自发扩张能力削弱。因此在1998的经济环境下，启动需求的重任就落到政府投资的肩上。在经济增长乏力，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以财政投资拉动总需求，具有其他政策工具不可替代的效应。由政府直接安排投资，使资金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形态转换立即开始，迅速通过乘数效应促使经济回升，并且可以通过国债方式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在政府通过国债资金直接拉动经济的同时，其着眼点在于引导民间投资。从中国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看，最重要的一项安排就是增发1000亿元国债，其意义深远，作用相当显著。除了可以增加直接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地方配套1000亿元，形成了3000亿元的建设资金投入。如果考虑带动的民间资金，最终需求规模还要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8年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为当年经济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个方面。
　　但1998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而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这是基于我国当时的税收状况和经济环境所作出的决定：
　　（1）我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当时我国这一比重只有11%左右，可以说我国不具备减税的空间。中国的宏观税负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相比较，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主要在于税外的收费。正确的做法是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大规模减税。
　　（2）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目前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所得税仅占16%。减免间接税，不仅刺激经济的效果不明显，而且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3）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实行减税。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对减税信号的反应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目前我国不宜通过大规模的总量减税刺激需求，但仍然需要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
　　2、建设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选择基础设施作为国债收入的投资重点，是由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客观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依然不高，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状况十分落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问题愈益突出。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4%，相当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8.2%。交通运输状况急待改善。铁路在密度、复线率、电气化率、行车速度和集装箱、冷藏箱等现代化运输手段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国铁路网密度分别是美国的1/3、日本的1/5和德国的1/3；我国的公路建设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存在欠缺。按国土面积计算，目前我国每平方公里国土仅拥有公路0.12公里，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也只有0.3公里，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因此，在国内加工工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为避免重复建设，扩大内需应以加强基础设施为主，重点增加农林水利建设，铁路、公路、通讯、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国债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既缓解了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又促进了长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还为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长期稳定发展。
　　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收到了初步成效，经济增长基本达到年初确定的目标，比上年增长7.8%，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金融运行平稳，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外贸出口形势有所缓慢，农业丰收，外贸出口形势有所缓解。
　　1999年进一步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这是为什么？
　　项怀诚从宏观经济形势的角度作了分析，1999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严峻。从国际上看，亚洲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世界贸易环境渐趋紧张，加大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趋减。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经历了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改革和发展中长期积存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经济运行机制转变滞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有企业效益不高，金融领域风险加大。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严重，通货紧缩的趋势继续发展。1999年上半年，出口下降4.6%。4月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急剧下降（一季度投资增长同比增幅为22.7%，1-4月份平均为18.2%，1-5月份平均为17.6%），特别是1998年7月份开始的国债投资集中期已经基本过去，国债支持的一些重点工程尤其是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的水利工程项目陆续完工投产，实际投资工作量相应减少。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回升的好势头难以继续保持下去，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财政增收的基础难于稳固，金融风险加大，企业下岗人员也会增多，势必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199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1999年初，发行了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了国债资金的管理工作。1999年年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又增发了600亿元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技术改造项目贷款的贴息。支持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1999年，我国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我国出口商品的退税率档次由原来的17%、13%、11%、9%、5%五档简并为17%、15%、13%、5%四档，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同时，降低了木材、纺织品等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免征了高等院校转让收入的营业税，降低了部分商品的消费税税率，调低了B股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鼓励外商投资，从7月2日起，对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从7月1日起，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按照现行税率减半征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按照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搞活房地产市场，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鼓励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1月1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是199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中国政府在继续运用国债政策.税收政策调节经济的同时，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一是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在当时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从1999年7月1日起，补助水平提高30%。
　　二是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机关在职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提高30%。同时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
三是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此次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当年财政支出增加540多亿元，受益面达8400万人以上。
　　199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如下：
　　1、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并举1999年，国债资金在使用方向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拿出了153亿元用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贴息，按照“品种、质量、效益”和扩大出口的要求，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和装备工业发展。据测算，国债资金用于技术改造贴息，拉动1800亿元技改投资。
　　2、推动投资与拉动消费需求并举在继续增发国债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用当年增加的财政收入安排540亿元，用于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同时还大幅度增加了中央扶贫资金规模，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取消了部分收费和基金项目，降低了部分收费和基金标准，每年可减轻企事业单位和居民负担140亿元。此外，扩大了个人消费信贷的规模和范围，及时清理取消了一些抑制需求的价格和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改善城乡消费环境。根据民众的消费意愿，扩大高等院校规模，发展假日经济。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达到160万人，比上年扩招了51万人。
　　3、扩大城镇居民消费与引导企业开拓农村市场并重大力发展城镇市场连锁经营、代理制、物流配送等新的营销方式。通过政策引导、组织协调和现场交流，推动工商企业联合开展以配套供应、库存调剂为重点的营销活动，活跃了商品流通。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的若干意见》，把企业面向农村市场进行技术改造作为安排技改贴息内容，引导开发符合农村特点的农业机械和消费品。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重点加快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鼓励工商企业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投资、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的运用，标志着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走向综合治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为国民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1999年，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1%。各项需求逐步回升。外贸出口从1999年7月份开始扭转了连续11个月下降的局面，全年出口完成19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1%。市场销售由稳趋活，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3113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0.1%。工业增加值保持较高增长，全年工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7.16%，比上年提高0.56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假日消费形成热潮，国内旅游收入超过2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8.4%。财政收入继续稳定增长，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1998年、1999年连续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0年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项怀诚指出，2000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积极财政政策等扩张性政策效应的进一步释放，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机，为了巩固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中国政府决定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2000年国民经济开局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大多已摆脱多年来的下降趋势，经济呈回升态势。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1-5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11%，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高。投资增长出现回升。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个体投资）一季度增长8.5%，增幅比去年第四季度快4.3个百分点，5月份增速达10.1%。消费需求增长明显加快。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来的较高水平。外贸出口继续呈现良好势头。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8%。
　　经济出现转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际经济环境趋好，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欧洲经济稳定，东南亚国家开始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开始复苏，周边经济环境趋好。二是继续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在1999年年中增发600亿元国债基础上，2000年年初发行了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这对于保持投资增长的连续性，促进投资的明显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经济形势趋好，对改善居民心理预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四是鼓励出口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是社会投资尚未启动。投资增长对国债资金的依赖性较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偏低。二是消费增长不稳定。进入2000年以来消费增长虽然较快，但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在总供求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的情况下，要保持消费的持续增长是很困难的。三是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出口大幅度增长，主要得益于1998年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到位，外部环境趋好，同时也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并不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有了实质性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已经初步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如结构问题、体制问题等，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仍然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
　　1、发行长期国债专项用于西部大开发和未完工项目2000年财政预算安排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加大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科技教育。下半年，为了巩固和发展经济运行出现的良好势头，中央财政又增发了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国债投资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2、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补助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建立“三条保障线”的资金补助。2000年，这两项补助金额达637亿元。
　　3、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在1999年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基础上，从2000年起，决定暂时停止征收。
　　4、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先后公布取消了238项涉及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平均每年减轻社会负担约145亿元。并将51项收费、基金项目纳入预算管理，资金规模约为220亿元。
　　5、实行“债转股”对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但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大中型重点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增强企业活力。
　　6、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研究和制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改进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下岗职工和城市贫困人群的保障力度。
　　2000年，中央财政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分别比1999年增长98.1%和50.1%，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标准，2000年，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较上年增长了50%。2000年，是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三年，与前两年以增加财政投资支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相比，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又进行了局部调整，更加注重政策组合效应的发挥。
　　除了继续增发国债，保证在建国债项目资金需求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注重税收杠杆的作用（1）为拉动非政府部门的投资，1999-2000年减收和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全国共减少税收90亿元。（2）对符合条件的国产设备技术改造投资，实行抵免新增企业所得税的政策。（3）对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出台了优惠政策以便促进房地产业发展。（4）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5）对企业、社会力量资助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6）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加速折旧、加大新产品开发费提取、减免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关税等。
　　2、注重引导民间投资在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引导和带动民间投资，政府安排90亿元国债资金用于企业技改贴息，收效良好。贴息政策对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有外部效益的产业，通过技改贴息促进了非政府部门投资。
　　3、注重投资质量转变为了提高国债资金的投资效益，200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强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原则上不准搞新项目，主要用于在建项目；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项目也必须认真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突出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并强调绝对不能变相搞重复建设。
　　4、发展中西部经济
　　（1）为了协调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政府通过加大建设性资金投入，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对西部大开发给予支持。增发500亿元特别建设国债，主要用于西部大开发，标志着西部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性国债的主要投资区域。同时，提出国债建设资金，原则上不上新项目，集中力量完成在建项目，也意味着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周期调节措施逐步降低力度。
　　（2）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逐年加大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同时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
　　（3）对设在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区的企业经省经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林（还草）相伴生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十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随着2000年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系列措施的到位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2000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重大转机：
　　一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启动。全年GDP实现89404亿元，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全年GDP增长8%，扭转了自1993年以来连续七年增速下降的势头，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显著提高。消费恢复性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152.6亿元，同比增长9.7%。经济开始回升，通货紧缩趋势得到遏止。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献度由上年的33%左右提高到45%左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政策，调整出口产品和地区结构，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达到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增长27.8%，进口2251亿美元，增长35.8%，外贸顺差241亿美元。当年外贸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二是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提高。工业全年完成增加值39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9%，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17.8,比上年提高16.1点，是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92亿元，增长1.4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西部投资快速增长，民间投资意愿有所增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619亿元，增长9.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3215亿元，增长6.1%；更新改造投资5077亿元，增长13.2%。在国有单位投资不断加快的同时，城乡集体和个人在国家持续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影响下投资意愿有所增强。全年集体经济投资4739亿元，增长9.2%；个体经济投资4596亿元，增长9.5%。全年利用外资合同金额62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
　　弹指间，到了2001年，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依然是重中之重。
　　项怀诚分析，2001年，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明显放缓，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在国内尽管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供过于求的总体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物价水平仍然偏低，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要转机，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01年中国政府决定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1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一般不开工新项目；二是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以支持西部开发，主要用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建设；三是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休人员的养老金。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